这首诗据《诗序》记载，是凡伯“刺厉王”之作。西周从夷王起，即衰落不振。厉王执政，朝纲大坏，民不堪命。《国语》曾记邵公谏厉王弭谤一事，就是对其暴无的真实反映。正如邵公所言，尽当时厉王在国内对敢言者采取了监视和屠杀的严厉手段，但“防民之，甚于防川”人们还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宣心中的不满，这首相传为凡伯（郑笺说他是“周公之胤”“为卿士”；魏源《古诗源》说他就是《汲冢纪年》中的“共伯和”）所作的讽刺诗，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。

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，也使其更后代谏书的作用，作者心之坦、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。而叠字的多运用、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，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。这首《板》与另一首《》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，以至“板”成了形容政局混、社会动的专用词，其影响之大，不难想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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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天近来已经震怒，曲意顺从于事无补。君臣礼仪都很混，好人如尸没法一诉。人民正在受苦，我今怎敢别有他顾。国家动资财匮乏，怎能将我百姓安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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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对万民诱导教化，像埙篪那样和洽。又如璋圭相相称，时时携取把它佩挂。随时相携没有阻碍，因势利导不偏差。民间今多邪僻之事，徒劳无益枉自立法。

在这首诗中，最可注意的有两：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。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，而且提了惠师牖民的主张，这和邵公之谏在某意义上说是相通的，有积极的步作用。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，来警戒厉王的“戏豫”和“驰驱”的大不敬，从而加了讽谕劝谏的力度。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，对此是应当有所动的。

与后代一些讽谕诗“卒章显其志”的特相反，作者开宗明义，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，明确说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。首二句以“上帝”对“下民”前者昏违背常，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，因果关系十分明显。这是一个度概括，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，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。

鉴赏

好人就像篱笆簇拥，民众好比围墙耸。大国犹如屏障挡风，同族宛似栋梁架空。有德便能安定从容，宗就可自城中。莫让城墙毁坏无用，莫要孤立忧心忡忡。

对于“上帝”（指周厉王）的“板板”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和谴责。先是“话不然，为犹不远。靡圣，不实于亶”不但说话、决策没有依据，而且无视圣贤，不讲信用；接着是在“天之方难”、“方蹶”、“方”和“方懠”时，一味地“宪宪”、“”、“谑谑”和“夸毗”面临大的天下，还要纵情作乐、放胡言和无所作为；然后又是以“蹻蹻”之态，听不忠言劝谏，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，又使国人缄不言，简直到了“不可救药”的地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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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畏天的发怒警告，怎么再敢荒嬉逍遥。看重天的变化示意，怎么再敢任桀傲。上天意志明白可鉴，与你一起来往同。上天惩戒无时不在，伴你一起游遨。

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，作者对厉王的暴无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。属于劝说的，有“无然”三句、“无敢”两句“无为”、“无自”、“无俾”、“无独”、“勿以”、“匪我”各一句，可谓苦婆心，反覆叮咛，意在劝善，不厌其烦；属于警告的，则有“多将熇熇，不可救药”、“昊天曰明，及尔王。昊天曰旦，及尔游衍”等句，晓以利害，悬戒惩恶。这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，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，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，忠贞可鉴。

对于“下民”的“卒瘅”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。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，协调关系，使人民摆脱苦难，洽自安（“辞之辑矣，民之洽矣。辞之怿矣，民之莫矣”）；他为了解民于火，大胆言，甘冒风险（“民之方殿屎，则莫我敢葵。丧蔑资，曾莫惠我师”）；同时，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“天之牖民”之，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奏埙篪那样和谐，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；最后他还意味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，提醒厉王好自为之，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，自己无地自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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